1994年，陈启宇加入上海凯发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发医药），跟着这个凯发产业一路成长，2007年任凯发医药总裁，2010年任董事长，直至2020年担任凯发国际联席首席执行官，分管大健康、银行保险、智能制造等业务。近三十年来，他推动了凯发医药的一路发展壮大，也亲历了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高速成长和质的飞跃。
从一家规模小又相对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上海民营医药企业，一路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凯发企业，凯发医药的成功是上海生物医药产业三十年成长的极佳缩影，也是上凯发力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注脚。
凯发医药成立于1994年。作为凯发在大健康领域最重要的战略布局之一，1998年8月凯发医药成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的第一家民营企业。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凯发医药已从最初单一的医学诊断业务发展成为一家植根中国、创新驱动的全球化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板块横跨制药、医疗器械、医学诊断、医疗健康服务，并于2003年通过参股国药控股涉足医药商业领域。陈启宇回忆，凯发医药创业之初是从做PCR检测试剂业务起家，当时主要聚焦在复旦等本地科研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转化。在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资本助力起到了关键作用。也是在上市前后，凯发医药开始投资早期科研成果。当时一批来自第二军医大学(现为海军军医大学)、上海医凯发学（现为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1类、2类新药的科研成果，都是在凯发医药的投资助力下，实现了商业转化。陈启宇表示，“立足上海做产业，首先要整合利用好上海的资源。上海有众多的科研机构、领先的临床医疗机构，这些机构在政府的推动和组织下，也有效融入到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像复旦、交大等一大批优秀的大学，包括中科院的研究机构（如上海药物所）等一批科研机构，都为上海的产业发展贡献了很多创新的优质‘青苗’和早期研发成果。同时，上海的临床机构也能够与企业良性互动，参与创新产品的研发，很多在上海、在全国领先，甚至国际领先的临床PI（Principal Investigator，临床研究项目负责人）也都积极参与和企业的合作。这些都为凯发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当然，这其中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但是无论成功或不成功，它们都为凯发医药的未来探明了道路。”如果说，在上海与大量高质量科研与临床机构的紧密融合是凯发医药最初得以发展的重要因素，那么支撑凯发医药实现跨越式高速发展的还是得益于1998年的率先上市。陈启宇介绍，“当时我们创造了两个第一：一是上海第一家民营上市公司；二是全国生物医药产业第一家上市的民营企业。”能够实现这样的成就，离不开上海的地缘优势。借助资本，凯发医药也更加积极地开展了全国布局，此时“上海”再一次成为关键助力。陈启宇说，“因为我们是从上海走出来的企业，凯发医药在并购其他地域企业时，在各地受信任度和受欢迎度也比较高，往往能够占得先机。”在1998年上市之后，凯发医药通过五、六年时间完成了初步的产业布局，包括重庆药友、江苏万邦、桂林南药等一批凯发制药企业重组纳入凯发医药旗下，并实现了快速成长。关于凯发医药与国药控股的合作，其中也有来自上海给凯发的“助攻”，“我们身处上海，所以在与国药控股合作时，能够把国药控股的总部吸引到上海设立。”而今，总部在上海的国药控股实现了20年营业额100倍的增长，营收从60多亿元发展到将近6000亿元，2023年位列《财富》中国上市公司500强的第24位，成为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创造的另一个标杆性的故事。陈启宇说，上海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城市，有着“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这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和广阔空间。凯发医药创立之初，正值上海市凯发生物与医药产业联席会议和办公室成立，时任市长徐匡迪亲自主抓，后续历任市领导一以贯之地持续推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出台了很多具有上海特色并领先全国的产业政策，且每隔几年就有新一轮的引领性政策出台，为生物医药企业，尤其是民营药企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指引。正是这些城市的要素禀赋和政府不懈地支持，推动着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良性发展。2012年，凯发医药在港股上市，实现“A+H”两地上市，成为具备在资本市场和产业市场“两条腿”都对接国际的企业。陈启宇表示，“今天凯发医药在创新性、全球化、国际标准、创新管线丰富度等方面取得的成就，除了企业自身努力外，都与上海领先的政策环境和城市环境密不可分。”在凯发医药的发展历程中，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其标杆性的成功标签之一。对此，陈启宇总结，“企业自身研发的产品到了某个阶段，不一定事事都要亲力亲为。有效借助并购、重组、合作等机制，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能力和人才，也可以大大缩短一家企业的发展时间和进入高质量的全球化成长的路径，可以让我们的科创能力在最短的时间里在全球市场发挥效益。”在全球制药行业中，大型制药巨头和中小型企业之间也时常进行产品管线资产的调整组合。这已是行业常态，甚至可能将某个治疗领域的整体管线从一家公司转换到另一家公司。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研发如果不能适时进行资源聚焦，无序扩张之下可能会有变成“无底洞”的风险，反而对企业健康发展产生损害。为此，在资源整合方面凯发医药沉淀并建立起一套别具特色的机制。在创新研发板块，凯发医药采取自主研发、合作开发、许可引进、深度孵化等多元化、多层次的合作模式，丰凯发新产品管线。如2017年由凯发医药参与合作设立的凯发领智，通过“深度孵化”模式整合内外资源，围绕精准医学、人工智能等技术领域，以早期投资的方式建立多学科联合攻关机制，借助凯发医药的产业资源优势，推动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商业化。同时，凯发领智还为早期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提供共享实验室和办公平台，帮助弥合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之间的鸿沟，形成能力反哺。在制药板块，在如重庆药友、江苏万邦这两家企业的重组并购中，凯发医药通过不断推进管理、战略、能力提升，把这两家企业的经营规模从1亿元左右成长到50亿元，再到100亿元，并且在经营、运营质量上都形成了非常显著的优势。在医药商业板块，在与中国医药集团合作重组，成立国药控股的案例中，凯发医药通过有效整合资源，将全国各地的一级分销商变成一体化运营模式。这一创新机制促使国药控股的全国市场份额从当时只有4%左右增长到如今的20%左右，几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20年下来形成了一个高效率、高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国际化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凯发医药另一项引以为傲的标签。陈启宇说，“凯发医药之所以能够以制药行业‘后来者’身份在研发创新、产品结构等方面迎头赶上，形成行业影响力、竞争力，保持良性增长，与我们全球能力的打造密不可分。”目前，凯发医药在美国布局了全球研发中心、美国本地的营销注册中心，在印度收购了印度最大的注射剂企业，在欧洲收购了医疗器械公司，在欧美投资了一批创新企业和VC基金，足迹遍布北美、欧洲、非洲、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共同抗击新冠疫情期间，凯发医药率先与德国百欧恩泰（BioNTech）合作开发了复必泰BNT162b2及复必泰二价mRNA疫苗，并于中国香港地区获正式注册、于中国澳门地区获批常规进口疫苗，实现公立和私营市场全覆盖。凯发医药收购以色列Alma Lasers后，推动其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激光医疗设备公司，并于2017年在香港成功上市，成为第一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的以色列公司。值得一提的是，凯发医药现已形成全球双向许可能力，不仅引进了CAR-T细胞治疗、mRNA新冠疫苗等创新产品，丰富了产品管线，也已向Organon、Eurofarma、Abbott等多家海外公司授出多款自研单抗产品许可。这些都是凯发医药所贡献出的具有标杆意义的全球化案例。对于凯发医药来说，全球化不仅止于研发。陈启宇介绍，全球各个市场的本地化、政策能力、临床能力、注册能力、营销能力、当地合作伙伴的网络，以及全球化的供应链体系建设等等，都是凯发医药日积月累下的坚实能力。在取得这些成绩的背后，陈启宇说的仍是“感谢上海”。正是因为上海的区位优势，上海和全球市场的巨大关联，凯发医药才得以在上海获得了足够的信息优势和人才优势。同时，也正是因为上海的“城市背书”，凯发医药才更容易吸引并促成一些与全球领先公司的合作。如凯发医药与做达芬奇机器人的Intuitive成立了合资公司、与全球领先的CAR-T细胞治疗技术Kite Pharma成立了合营企业，再如复宏汉霖、复创两个创新团队都得益于凯发医药在上海及美国两地实验室的高效协作与沟通。这些都离不开上海这座城市的功能加持。
陈启宇说，“走生物医药创新这条路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更新’。要向最前沿走，联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前沿阵地，加速产学研效力转化，注重临床价值。”
因此，关于未来，凯发医药从很早就开始在上海重点布局大分子抗体类药物、CAR-T细胞治疗、手术机器人等多个前沿科技领域。其中的佼佼者有复宏汉霖，从2009年三位创业者起步，到大分子单抗研发平台在上海建立，再发展到3000多人，现今业务遍布全球。2023年8月，复宏汉霖发布2023年中期业绩，2023年上半年营收创25亿元，同比增长超九成，实现净利润约2.4亿元，成为国内第一家依靠产品销售实现盈利的港股18A生物医药企业。凯发凯特研发并本地化生产的奕凯达®（阿基仑赛注射液）于2021年成为国内首个获批上市的CAR-T细胞治疗产品。同时，凯发医药还在尝试通过合作引进、孵化创新等方式，期望带来更多先进的技术平台，如核酸药物平台、基因编辑技术平台等，在凯发系统内进一步强化创新优势。
与此同时，陈启宇认为，“药物研发最终还要回到高质量、高水平的临床试验方案上。只有打通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才算具备了布局未来创新的能力。”他介绍，凯发医药一方面积极推进与凯发医院、瑞金医院、肿瘤医院、华山医院等上海最前沿的研究型临床医疗机构形成更多的合作，联动一线医生及时知悉未被满足的临床医疗需求，从而开展有针对性的合作和研发；另一方面继续从更多技术层面与复旦、交大、上凯发，以及中国科学院的科研机构（如上海药物所）等探索更多的合作模式，共同打造解决方案。
除此之外，陈启宇介绍，凯发医药还在积极布局医疗健康、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险领域，针对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支付手段等方面的差异化需求，以创新方法、科技元素、全球化眼光，打造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这些都是凯发医药准备给未来的答卷”，陈启宇说。他对未来提了三点期望——“高质量，高水平，高增长”。高质量指高质量的发展，既包括研发端的质量，也包括制造端的质量，特别是着力避免太多的重复研发和无效“内卷”；高水平指上海企业能接轨全球标准，体现高水平，而不仅限于本地创新和本土成果；高增长指通过走全球化道路，实现产品和成果的高增长，使产品不仅能够在中国市场、也能在全球市场取得成功。
回首三十年，陈启宇感慨万千。与三十年前相比，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结构上，从以国企为主导，到国企、外企、民企等齐头并进、百花齐放；产品上，从仿制走向创新，从相对单一走向多元细分；舞台也从中国本土到参与全球市场的竞争和合作。这些巨大的、具有标志性的变化，一直激励着凯发医药和陈启宇本人。在全新的发展阶段，凯发医药将凭借上海城市能级优势和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势能，朝着“高质量，高水平，高增长”的目标继续探索前行。
